陂头岭遗址二期考古发掘现场航拍（资料图片） 图片均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黄埔陂头岭遗址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 股票地下配资

□ 张强禄 孔海英

广州，这方历史悠久的热土，当我们把其五六千年历史人文风貌，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其东北部的黄埔，就如一颗璀璨明珠，古韵与生机并彰。北倚南岭余脉、南揽珠江碧波，这里既是珠三角先秦文明发展的排头兵，也是大湾区现代科创涌动的前沿。陂头岭窖穴中，4500年前的炭化稻谷已被唤醒，玉喦书院檐角的诗咏清音仍在萦绕；南海神庙“祥飙送帆”的祈愿，文犹现前，中新广州知识城的科创之塔已直指穹苍。黄埔十年，携“两河走廊”地理赋予之自然原力，有机串联起四千多年文明演进的考古关键性实证，更在高质量发展浪潮中，探索出一条文化遗产赋能现代治理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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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以“两河流域”先秦文明，回答“何以广州”之历史追问

黄埔是广州最早开始进行考古工作的地方之一，1954年1月，五代南汉第四代皇帝刘晟昭陵的发掘，是人们在该地区所做首次考古工作。进入新时代尤其近十年来，黄埔地区在广州先秦考古领域更有极为丰富发现，部分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滥觞。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这里是先秦时期广州人口活动最显密集的区域所在。

现在，让我们将时空视角放宽，遥瞰五六千年前、面向南太平洋广阔区域的珠江三角洲。作为西江、北江共同冲积而成的大三角洲与东江冲积成的小三角洲之复合体，珠江三角洲在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形成。当时，海侵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东达博罗盆地，海蚀崖及海蚀平台等海岸地形仍清晰可见。

目前已知广州地区史前和先秦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流溪河流域、增江流域及珠江口西岸南沙岛三大片区。所知年代最早者，为位于增江下游的增城金兰寺第一期遗存，距今6000-5500年。其出土彩陶虽数量不多，但明显受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影响（在距今7000-5500年，环珠江口区域诸多遗址发现的白陶和彩陶，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珠三角与长江中游尤其是洞庭湖地区及沅水中上游流域有较密切联系）。

进入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广州地区史前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大幅增加，呈蓬勃发展态势，文化面貌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平原有密切交流，突出表现在琮、钺、镯环等玉石礼器方面。近十年来，在黄埔中新知识城区域内发现数量丰富的该时期遗址，包括黄埔马头庄遗址（第一期遗存）、陂头岭遗址（第一期早段遗存）、茶岭遗址、甘草岭遗址、沙岭遗址第一期遗存等。

其中，位于原黄埔区汤村盘铭里以西的甘草岭遗址，出土有目前珠三角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琮（距今4500-4300年），这应该是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通过粤北山地石峡文化渐次影响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实证，表明南越先民尤其在高等级礼器层面对良渚文化的高度认同。

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道黄田村西北的陂头岭遗址，最令人瞩目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以居住生活类遗存为主，包括大量窖穴、灰坑、柱洞等。69座具储藏功能的圆形平底桶状窖穴，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堆积之丰富，为目前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同类遗存之翘楚，反映出该区域当时人口之盛、生产力水平之高及社会组织程度之复杂，为岭南史前社会复杂化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毗邻甘草岭遗址的茶岭遗址（距今4500-42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众多与居住、生活或生产密切相关的遗迹显示，这一带或是远古先民创建的规模不小、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小区域范围内中心聚落，文化面貌与粤北石峡文化有较密切联系，同时存在明显本地文化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到夏商之际，广州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更多，这个时期广州地区的重要遗址有从化横岭遗址第二期遗存、黄埔陂头岭遗址第一期晚段遗存、黄埔茶岭遗址和甘草岭遗址第二期遗存、黄埔烧瓦窿遗址第一期遗存、南沙鹿颈遗址第二期遗存、南沙金洲山遗址等。

近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做了较细致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工作，调查成果显示距今约5000-3600年相当于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遗址或遗物点还有不少。广州北部的从化流溪河流域、东北部的增城增江流域以及二者之间的黄埔区九佛-萝岗一带，是该时期遗存分布较集中区域。

何以这一阶段的遗址多见于九佛-萝岗一带？让我们再次聚焦其自然地理格局。山海相连的黄埔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南岭余脉的丘陵山地，中部是流溪河与增江切割形成的河谷平原，南部则逐渐过渡为珠江冲积平原。这一独特地貌造就了一条“走廊”——西边的流溪河与东侧的增江，两者各依其道在黄埔境内南向注入珠江，形成连通南岭山地与珠江三角洲的“Y”形通道。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最迟在距今约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来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农业技术，越过南岭，经石峡文化传播到了珠江三角洲北部的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规模化的稻作甚至黍作农业已经在九佛-萝岗这一“两河”间走廊地带开花结果、蓬勃发展，生业方式完成了从“攫取型”渔猎采集向“生产型”农耕养殖的转变，由此为广州地区夏商周文明的发展演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跨越四千余年的文明层累，是“重瓣花朵”南向绽放的瑰丽

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众多考古发现不断构建、补充和完善。珠江三角洲至少要到夏商之际，方迎来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的完结和青铜时代的到来。

广州地区夏商时期重要文化遗存，有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知识城竹园岭遗址和新近调查勘探发现并确认的科学城喇山遗址。竹园岭遗址发掘出土的戈、璋、戚、钺、锛、凿、镞、砺石、磨盘、杵、磨石、环、有领环等玉石器，部分磨制精细、形制规整，追本溯源，可见夏商礼玉文化影响，是中原礼制南渐、推进岭南早期中国化进程重要实证。

西周至春秋时期珠三角社会进程的发展在原萝岗区的范围里也有相当多的考古成果来呈现，其中科学城的隔田山遗址和来峰岗遗址、知识城的榄园岭遗址和沙岭遗址都是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考古发现。龙湖街道榄园岭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环是目前广州地区所见玉质最好、保存最完整者，直接反映中原礼玉文化向中国南部地区的传播和浸润。九龙湖的陂头岭高等级越人墓地显示出珠三角北部“南越文化传播枢纽”地位。而龙湖街道镬盖顶岭大型越人墓的考古发现为战国至汉武帝汉平南越阶段自环太湖地区经珠江三角洲到越南北部百越文化圈的发展脉络和传播路径提供了线索，为早期岭南文明探源和中国化进程的研究阐释增添了考古实证，也进一步说明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九佛-萝岗一线是史前至秦汉时期南越先民的重要聚居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早期广州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

如果说山海相连的黄埔区早期历史的构建主要是由黄埔区北部以山岗丘陵谷地为地貌特征的原萝岗区的考古发现来完成，那么汉晋以来黄埔区社会发展的重心显然逐渐转移到了环珠江口的老黄埔区。姬堂村的大田山东汉墓群和彭山晋墓，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无一不显示其与广州城区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步性。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始建的南海神庙作为海上交通贸易重要史迹，进一步证明广州在古代海上贸易里的中心地位。可以说，仅从南海神庙和扶胥古镇，就足可讲述唐宋以来面向海洋的海丝故事。而与南海神庙水域相连的黄埔古村，则见证了广州作为古代重要港口的历史变迁，村内保留的大量寺庙、宗祠、商行等，至今忠实袒露岭南传统村落的空间肌理。

在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黄埔以其相对完整的考古文化谱系，串联起岭南从史前聚落到近现代社会的较完整历史进程。这一跨越四千余年的文化层累，不仅参与构建了“何以广州”地域身份的历史根基，更以从多元到一体的演进逻辑，印证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生命力。

历史的接力：政策护航，文脉传承

文脉的延续性为当代城市发展注入深沉历史定力。在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指引下，面对城市化进程与文物保护的双重时代命题，广州以“考古前置”等制度创新给出示范性解决方案，通过“先考古、后出让”的刚性约束，将文物保护嵌入土地开发全流程。黄埔的积极和独创性探索则是对命题的深刻诠释。

所谓“考古前置”，即有关建设用地在土地出让前必须完成考古调查勘探；若发现文物遗存，需经发掘清理后方可进入开发程序。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之一，就有广州市人大于1994年公布实施的《广州市文物保护管理规定》，其中就已明确“先考古，后建设”。2013年5月1日，由广州市人大颁布的《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正式施行，由此拉开全市“考古前置”工作机制改革序幕。

黄埔区作为广州城市东进战略的核心区域，成为这一制度实践的“试验田”与“示范区”。其核心机制包括经费保障（政府财政全额承担考古勘探费用，减轻企业负担）；流程优化（实现“净地出让”）；并辅以该区独创的“以大数据模型助力法律监督”（黄埔区检察院首创重大线型工程考古前置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分析，识别新建或扩建道路中未经考古调查勘探的违法情形，推动建设单位在施工合同中增设考古调查条款）。

在“考古前置”的有力护航下，仅最近五年黄埔区就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691项，其中发掘项目22项，发掘面积368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5000余件/套。

“考古前置”不仅守护了文明根脉，和谐了营商环境，更催生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创新范式。比如，在中新知识城建设中，黄埔将陂头岭遗址纳入城市公园规划，寻求遗址公园+科创园区共生模式。考古遗址公园与科创企业比邻而居，过去现在未来即将实现“共时对话”。

在“考古前置”机制下，地下考古成果与地上文物管理的联动效应日益显现。比如陂头岭遗址的考古发现，直接推动遗址与周边古村落保护规划的协同。这种系统性思维，贯穿支撑起黄埔的地下文明根脉守护及地上不可移动文物的科学管理和活化利用。

目前，黄埔区有已公布不可移动文物376个（本体458处），其中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黄埔军校旧址（含东征阵亡烈士墓）、南海神庙（含浴日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分别是外国人公墓、柯拜船坞旧址、玉岩书院与萝峰寺。2023年11月以来，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全面开展全区“四普”，目前已有23处文化遗存被推荐为文物线索，其中包括陂头岭遗址、茶岭遗址和喇山遗址。此外，黄埔已全面摸清历史文化遗产家底，公布了1个历史文化街区、1个历史风貌区、10个传统村落、22处历史建筑、上百处传统风貌建筑、44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等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在创新探索文物多元活化路径上，黄埔的实践举例其一，是让文化遗产成为讲述城市故事的立体诗篇：南海神庙香火绵延千年，国家级非遗“波罗诞”庙会热闹非凡、五子朝王和龙舟朝王等民俗活动精彩纷呈，黄埔军校旧址经考古发掘复建辟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南海神庙古码头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得以重现、成为广州知名文物地标，文冲幸福里荣膺国家3A级景区桂冠，南岗融德里青砖镌刻时光和莲塘古村炊烟袅袅织就穿越古今的网红画卷；其二，是让记忆在活化中实现永续：巴斯楼曾为广州巴斯教徒聚会场所，现活化利用为中船黄埔文冲厂史馆，磻江罗公祠变身红色展厅，横沙公社食堂化作时光档案馆，众多古祠堂群以多种方式进行着集体记忆的现代表达。在这里，文物说话了，历史鲜活了，文化遗产不再是沉睡的展品，而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蓝图中所致力实现的——以文化基因激活乡愁经济，让传统文脉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现在，于这片共时的空间里，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仍在叩问大地，科创企业的灯光也仍彻夜长明。岭南的这一隅土地，正在用最深沉的文明基因，书写着最前沿的时代篇章——这是黄埔的答案、广州的答案，也是中国的声音。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广州路径的征程中，文物考古人从未缺席。

（作者简介：张强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孔海英，广州市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

发布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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